采访对象：陈承茂，1957年4月生，福建周宁人。1982年任《福建论坛》编辑、记者。1992年2月调福州市委办公厅工作，1996年1月后历任福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马尾区副区长、福州保税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主任、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现任福州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采 访 组：林振义 沈 凌 桑 熙
采访日期：2019年6月5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陈会长，您从1992年2月到1996年1月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身边工作。您和他是怎样认识的？
陈承茂：我是1992年到习书记身边工作的，但我认识他还要早一些，是他在宁德工作的时候就接触和认识的。
那是1989年，我还在《福建论坛》当记者。这份刊物创刊于1981年，由省社科院主管主办，主要刊登理论文章。习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他个人前后有6篇论文发表在这份刊物上。我大学毕业后到《福建论坛》工作，颇有一番当“名记者”的雄心壮志，很愿意到福建各地采访。当时听说宁德来了一位非常年轻但工作水平、思想水平、讲话水平都非常高的地委书记，就怀着好奇的心情去采访他。我自己就是宁德人，跟习书记有很多共同语言，交流十分顺畅、自然。在那次采访中，我强烈感到习书记和别的领导不一样，他学识渊博、谈吐大方，看问题、谈想法站位很高，从历史的维度和全国大局的角度看闽东发展问题，展现出极强的哲学思维。这次采访的成果，就是发表在《福建论坛》1989年第2期的《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考——中共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同志采访录》。这篇稿子虽然不长，但讲的都是实打实的干货。
那个时候，习书记来宁德也就是半年多时间，但他对宁德各方面情况了解得很深入，和我提到的一些事情，我作为宁德本地人都不知道。他身上那种正能量就像磁铁一样感染着我、吸引着我，让我终生难忘。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所谈的思考展现出极强的哲学思维，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承茂：习书记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谈话和思考很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说出来的话、写成的文字深邃而睿智，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就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一点，随着我与他接触的深入，尤其是后来还有4年时间在他身边工作的经历，感受就更深了。回过头来品味，习书记在福建17年多，所作的重要决策、所阐发的重要思想，他的智慧和责任担当，无一不是遵循着哲学之道，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前两年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再去高校读一个哲学博士，不是冲着拿什么学位，而是想沉下心来把习书记的哲学思想好好研究一下。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来学习、来掌握、来运用，这完全是他自己从事领导工作的经验之谈，是有感而发、由衷之言。
再回过头来说说他关于闽东的哲学思考吧。他认为闽东要摆脱贫困，就要始终保持一种滴水穿石精神，也就是要像水滴一样，一滴接一滴，最后才能穿石。这个穿石的过程，可能是一辈子，也可能是几辈子，但作为共产党的干部，在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发展进程中，不应该追慕自身的显赫，必须寻求一点一滴的进取，甘于为总体成功作铺垫。每一名干部都成为这样的“水滴”，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一任接着一任，不搞“三把火”，不搞轰动效应，不想着一下子就有所变化，就能够集腋成裘、滴水穿石。所以，他一方面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又讲“功成不必在我”，体现了共产党人从政的辩证思维。
在那次采访中，我专门问了他对当时闽东三大热门话题即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福温铁路和建设中心城市的看法。他说：“有这三个话题是件好事，表明闽东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有了提高。当然改造自然还需要客观条件的成熟。像港口、铁路等开发建设有赖于国家的宏观决策，中心城市的形成也是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闽东财政收支不平衡，靠我们自己一时还难以进行大规模建设。让外界认识这三件事的意义是必要的，但我们的立足点不能放在这上面。可能性和必要性，不等于就是必然性。事关地区发展战略全局的决策，要充分考虑到国情、省情、区情，不要把近期内难以实施的发展目标超前化。重要的是抓好中、短期工作。”这段话既肯定了“热门话题”的意义，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讲了可能性与必然性、近期和长远、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这样充满辩证法的分析，不能不让人折服！在习书记看来，做好当前的工作，就是为长远积累条件。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习书记并没有打击闽东干部群众谋求发展的积极性，他后来也一直牵挂着闽东人民。习书记到浙江工作后，闽东经过了10多年发展，他认为修福温铁路的时机成熟了，就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加以推动。福温铁路2002年9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2004年10月批复可研报告，2005年8月全线开工，2009年国庆节之前正式开通运营。闽东人民的这一梦想成为现实。
那次采访后不久，习书记在《福建论坛》1989年第5期上刊发一篇文章《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后来收入《摆脱贫困》一书。在这篇文章中，习书记把闽东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归纳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强调要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处理好六个关系，就是：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生产力区域布局中的山区与沿海的关系，改革开放与扶贫的关系，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对这六个关系的论述，简直就是一篇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典范之作。处理这六个关系的辩证思维，直到今天对闽东乃至许多贫困地区的发展，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这篇稿子来了之后，我们一字未改、原文照发。习书记的哲学功底和文字功底，由此可见一斑。
采访组：您说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思考和决策都有着哲学底蕴，还能给我们讲几个例子吗？
陈承茂：好的。我认为习书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实践观也有自己的创见。除了刚才提到的“滴水穿石”，他还在宁德提倡“经济大合唱”，就是讲：一个地方，经济建设是主旋律，干工作就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不能“瞎忙乎”；但光有主旋律，不讲同心协力也不行，需要调动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各个部门要自觉配合、主动协调，不能各唱各的调。习书记用“经济大合唱”这个通俗表述，向大家讲明白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讲清楚了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
习书记还讲过实践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他给我讲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故事叫“庸医治驼”，说是一个庸医为了治好驼背病人，就用夹子把病人的背用力一夹，结果背是夹好了，可是人却医死了。所以，只是动机好是不够的，还要兼顾最终效果。这个故事出自明朝江盈科的《雪涛谐史》。你看，习书记总是能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深奥的哲学道理，让人听了一次就彻底记住了，再也忘不掉。
习书记还跟我谈起过宁德的廉政建设。当年宁德处理干部违规建房问题，他并不是就事论事来处理这件事，处理问题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问题。他说，我们要“爱人民之所爱”，还要“恨人民之所恨”。“爱人民之所爱”，反映的是人民情怀，这一点容易做到；而“恨人民之所恨”，体现的是责任担当，这一点做起来不容易。有了私心杂念是做不到的。他说，我们做官不要想着不得罪人，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该得罪的人就要得罪。当干部就要像焦裕禄那样，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他还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坐在领导位置上，就不要谈什么单纯的快乐，只要在为人民服务中感到快乐就可以了。
习书记还讲过如何看待干部主观能动性问题。他说，闽东由于长期贫困，干部都有自卑意识，去省里开会不敢坐前排，不敢第一个发言。我就要改变和淡化这种贫困意识。所以去省里开会，我都要坐前排，争取第一个发言。“我们闽东虽然经济贫困，但思想不能贫困。”我当时听了这句话十分震惊，也受到很大启发。习书记这些饱含智慧的思想，为闽东干部群众更好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我说习书记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根本的就在于他思想的魅力。
采访组：您后来到福州市委办公厅，在习近平同志身边工作，能不能讲几个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陈承茂：当然可以。1992年2月，根据组织安排，我给习书记当秘书，一干就是4年时间。4年秘书生涯，成为我一段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在习书记身边工作，使我有条件更加贴近地了解他，感受更多的是他在处理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的领导风范。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很多，我简单说几个。
第一个故事是“一张修理电视机的发票”。2018年底，我的一个朋友，当年福州市有线电视台台长、现任省政协副主席杜源生同志跟我说，他找到了一张发票，日期是1995年3月15日，交款人是“彭丽媛”。我看了以后非常激动。虽然发票已经发黄，但让我回想起了它的来历。我记得当时习书记住在福州市委一个公房里，有一天家里的电视机不显像了，他就让我去请电视台的技术人员来看一下，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照价付费。后来电视机修好后，我问人家要付多少钱，当时跟着过来的电视台台长杜源生同志说，修理公房电视是不收费的。我觉得也有道理，就这样跟习书记报告了。没想到习书记当时就说：“不行，我家的电视坏了，修理费当然由我来付。”他批评我办事不认真，让我第二天去把钱给交了，还特意嘱咐我费用从他工资里开支，而且要把发票开回来，写上彭丽媛老师的名字。后来我就去把钱交了，一共花了50元。当时习书记的工资才200多元，应该说这个维修费用不低了，可他却态度坚决，公私分明，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第二个故事是“公开机关单位电话”。习书记在福州市提出了“为民办实事”“化解矛盾在基层”等要求。当时不像现在这样信息公开，有些单位把机关单位电话做了保密处理，人民群众要找职能单位办事普遍存在找人难、打电话难的问题。1994年1月，习书记听到有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后，立即交代市委办、市政府办的负责人，马上把包括市委的、市直机关单位的电话全部登报公开。不久后，所有电话号码就公布在《福州晚报》上。当时习书记要求设立值班室接听电话，还培训大家怎么接电话，怎么倾听群众心声。公开电话这个举措的反响在全国极为少见，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充分反映出他当时要改变福州市工作作风的决心。
第三个故事是“给环卫工人制作安全标识”。有一回，我跟习书记下乡去调研，途经福州市一个交通繁忙的区域，看见几位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路面垃圾。当时车来车往，环卫工人一边扫垃圾，一边还要躲闪来往的车辆，而他们在车流中却并不显眼，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撞着。习书记看了以后，马上叮嘱我第一时间联系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林永诚同志，转达他的要求：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为了方便他们工作，使他们在车繁人杂的工作环境下有一定的安全保障，要为他们提供统一的标识，比如带反光粉的红黄坎肩，或者有明显标记的帽子、袖章等。他当时还交代要马上就做，不要考虑钱的事情。自此以后，福州市全部环卫工人都统一配发了反光背心和反光帽，环卫工人安全事故也大幅减少。对习书记来说，人民的事情都是大事，只要他发现了就一定会想办法去解决，即使是交代别人去办，他也会说得特别详细，交代得特别清楚。
第四个故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讲的是“由半碗剩饭引发的‘谈心’”。当时彭丽媛老师很忙，工作要到处走，习书记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生活。有个周日的早上，因为上午要加班，我就到习书记家和他一起吃早饭。早上我们煮的是稀饭，那天我水放得多了点，我和他各吃完一碗后，锅里还剩了大半碗稀饭。吃完收拾餐桌的时候，我就不经意地把锅里的剩饭端起来，往厨房方向走去。习书记见状马上问我：“你要干嘛？要倒掉吗？”我心里咯噔一下，心虚地嗯了一声。他冲我挥挥手，“来来，过来坐下。”他说：“我们都当过农民，应该都知道，一粒米就是一滴农民的血汗，不容易啊！我们每天端起饭碗，就要敬畏农民的劳动，这种敬畏感要发自内心，要是自觉的。你可能觉得这半碗饭值不了多少钱，但敬畏感和钱没关系。当然，也许你今天把这半碗稀饭倒了，别人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敬畏的事情，别人不知道我们就可以做吗？”他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古人常说要慎独，我们独处的时候，不能做不可为的事情，这就是慎独。”我听了以后，感到既惊讶又惭愧。他又跟我说：“这样吧，中午我们不去吃工作餐了，回来再添把米，把剩下的这点饭吃掉。”于是中午我们回来后，我就把剩下的稀饭从冰箱拿出来，加了点米，我又炒了个鸡蛋，就把饭吃掉了。事实上，那个饭确实很不好吃，因为在冰箱放过以后，米都软烂掉了，但习书记吃的时候却毫不在意，还一边吃一边给我讲过去经历的趣闻，我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第五件事情还是关于我自己的，讲的是“做工作要讲规矩”。我当时是从社科院调到市委办的，人还住在社科院的公房里。有一次我家的电灯坏了，我想都没想就给市里的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请他们找个电工帮我修理一下。其实这么做是不合规的，当时机关事务管理局主要是对公服务的。后来习书记知道这件事情后，把我叫去谈了很久。他问我为什么要给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我辩解说不好意思让原单位电工来修理。习书记很严厉地对我说：“你今天要不是秘书，能直接给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吗？你要不是秘书，就要从办公厅行政科走程序一级一级报上去。你这是利用你的秘书身份，打电话，办私事。”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做秘书的注意事项，说做秘书一定要坚守岗位，兢兢业业，要讲规矩、守纪律，不能有特权思想，要夹着尾巴做人，事事好自为之。这件事对我震动和教育很大，我当时还写日记记下了对这件事情的感想。这也说明，习书记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身边人。后来工作中我始终牢记他送我的“好自为之”这句话。
有一些故事我没有亲身经历，是我后来间接听到和了解到的。比如，有一次我到永泰县和一个老干部聊天，老人家当时已经80多岁了，讲起习书记来非常激动，说习书记是他们村的大恩人。这位老人当时是村支书，已经连任两届，准备离任之际，习书记到他们村调研。老书记当时就跟习书记报告了村里的情况，说自己一直有个心愿未了，就是村民出门都要坐小舢板才能到河对面的村镇，交通很不方便。习书记听了之后，马上指示几个相关部门去调研了解情况，很快就确定了一个解决方案，由市里出资30万元，给村里建了一座桥。村民们都很感恩，把这座桥命名为“幸福桥”。
采访组：您在习近平同志身边工作期间，正好经历了199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见证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他在福州的改革实践历程。请您谈谈这方面印象深刻的事情。
陈承茂：我在习书记身边工作的那几年，正好是他在福州“甩开膀子干事业”的时候。1992年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辟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这个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更加解放，精神更加振奋，到处呈现热气腾腾的改革开放景象。以南方谈话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在1993年元月的时候，整理了一份《福州市1992年改革与开放备忘录》，其中写道：“新春伊始，习书记重发旧文《滴水穿石的启示》作为元旦献辞。这是提倡1992年的精神：敢于尝试，勇于坚持，善于积累。习书记预测1992年的基本态势：一是有紧迫感（元月十日在市政协委员视察全市时，习书记指示：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一种紧迫感）；二是良机已到（习书记在元月二十三日开发区建区七周年庆祝大会上指示：面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面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态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抓住机遇）。1992年将是不寻常的一年。”
备忘录的第一篇是习书记1992年1月在市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实践，打破框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年5月，习书记又在全市党代会上提出要排除五个思想障碍，即求稳怕乱、小富即安、等待观望、与己无关、无所作为。
第二篇记录了“3820”战略构想的诞生过程。我在这篇文章最后谈了自己的感想：从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项宏观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都是要在实践中随着事物的发展、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所以习书记在市政策咨询研究会成立的时候指出要及时反馈执行情况，使领导能及时调查和修正后来的决策，争取最优实施效果。
习书记在福州的改革实践有很多，最著名的就是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马上就办”是习书记1991年2月20日在福州市委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向全市干部明确提出的。3天后，他在马尾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上又强调：“要抓住那些急需解决又有能力解决之事进行研究，并且本着‘马上就办’的精神组织实施。”习书记还在现场办公会上讲“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后来，马尾开发区为了提高办事效率，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办事限时制”即办事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红灯呈报制”即办事的干部不能说不能办，如果办不了的事情必须往上呈报。我到马尾区工作后，习书记也多次强调“马上就办”理念。从多次谈话中，我体会他讲“马上就办”的内涵主要有三点。一是干部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二是干部必须有办事的素质与能力。光有宗旨意识，没有办事的素质与能力，也不能做到“马上就办”。三是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有宗旨意识、有办事的素质与能力，但没有完善的体制和机制，还是不能做到“马上就办”。当时他还提出“一栋楼办公”，即应当由政府办理的全部手续都在一栋楼完成，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创新。他任福建省省长的时候，亲自担任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全国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要加快改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不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建立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这些都是习书记“马上就办”思想的具体实践。
采访组：后来您离开秘书岗位到保税区工作，工作上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接触？
陈承茂：1996年，习书记已经调到省里工作，我到福州保税区管委会任副主任。他对我说，福建要突出对台工作特色，保税区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
第一件事情，我们当时要在保税区一栋大厦里举办台湾商品博览会，规模不大，也就100多个摊位。当时习书记已经是福建省委副书记，我向他报告说，虽然这个商品博览会规模不大，但是对做好两岸工作非常重要，希望得到省里支持。习书记说没问题，你好好做，我写个贺信给你们。也正是因为有了习书记的贺信，市里也很重视，还请了一位副市长过来参加活动，在台湾客商中反响很大。可见，只要是对两岸工作有利的事情，习书记都非常支持，鼓励我们一定要好好做。
第二件事情，就是带百家企业去台湾金门办展览。当时福建马尾港和台湾金门港已经50年没有通航了。当时习书记已经是福建省省长，看到我们提交的报告，了解了我们的计划，表示赞同，并在我的报告上批示请省外贸厅予以支持。后来，在省里和市里的支持下，我们花了大半年时间准备，最后成功带一百家企业代表到金门办展，取得圆满成功，成为两港之间50年来的破冰之旅。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很重视对台工作，这也体现了他对统战工作的一贯重视和支持。您现在担任福州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属于统战工作的范畴，请您谈谈这方面感受。
陈承茂：习书记后来离开福建以后，也一直把对台工作记挂在心里。前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大会接见代表时，见到了莆田市市长，就脱口而出：“你们要把湄洲岛建设好。”当时听他们回来传达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不说把莆田建设好，而要专门强调把湄洲岛建设好呢？我上个月特意去了一趟湄洲岛。原来，湄洲岛是妈祖的诞生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福建工作时就去岛上调研过。调研的时候，湄洲岛管委会的人跟他说，他们在做广场，要接待很多人，包括来自台湾的同胞，但是资金不足，工作出现困难。当时省里有200万元的省长基金。习书记了解到湄洲岛的情况以后，二话不说就把这200万元都拨给他们，还嘱咐他们要把广场做大一点，让台湾同胞来得多一点。后来湄洲岛在做绿化的时候，他又特意嘱咐当地工作人员，要把种树的地方留大一点，将来邀请台湾同胞过来种树。习近平总书记常讲两岸融合，不仅要经济融合，更要心灵融合，心灵融合就包括精神的融合。妈祖文化是两岸人民的共同信仰，因此可以作为两岸共同的纽带。我想，这可能就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视湄洲岛建设的深意所在。
不仅是对台工作，习书记对宗教工作和宗教人士也很重视。我记得他当年跟福建佛教界交流非常多。我有一个老乡是雪峰寺的住持，他到现在都记得习书记当年跟他说的：中国的佛教一定要为国家分忧，要有为人民着想的意识；佛教也要爱国，要为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佛教也要弘扬好中国文化。
采访组：除了工作上的交流，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方面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陈承茂：习书记很爱读书，虽然他工作很忙，但读的书非常多，记忆力也很强。他博闻强记，谈问题很深刻，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同一个问题看不同人从不同角度写的书。虽然我是经济专业出身，但在谈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习书记的观点总是更高一筹，而且旁征博引，把一个事情讲得非常透彻。他平时闲下来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买书，当时搬家的时候最多的也是书。
他做事非常专注，一旦工作起来，就完全沉浸其中。我在他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自己受到很大影响，发生很大改变。我原本是个性格外向的人，但在他身边工作以后，我说话声音都变小了，性格也更沉静了。
他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在任期间走遍福建山山水水，跟群众握手，在百姓家喝茶，每一句嘘寒问暖都不做作，与群众毫无距离感。福州当时有一些百姓住在棚屋区，被称为“纸褙屋”，破烂不堪的房屋里夏不防暑、冬不御寒，雨季泥泞不堪，旱季熏臭难耐，板墙又极易干裂、起缝，住在里头的人用纸糊墙壁。习书记为了了解实情，专门在盛夏带有关部门的干部过去调研，就是想和大家一起在那里切身感受一下。
他当时去过三明，和当地村民讲起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说山林就是“银行”，和后来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一脉相承。当地村民把他说的话编成村规民约，深入人心。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这个村的村支书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习近平总书记见了，没想到还记得他，说要向这个村的村民问好，村支书非常惊讶，没想到日理万机的总书记，这么多年后还能记着一位普通干部，居然连名字都能够说出来。
他很重视对历史遗迹的保护。当年，三明万寿岩地区好不容易发现了矿石，如果进行开采，会带来数亿元的收入，但是那里是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地，于是面临两难局面。当时三明很贫困，很多人觉得开采就开采吧。习书记了解到这个情况，马上命令说不能开采，要保护起来。这和他在福州保护林觉民、谢冰心故居和林则徐遗迹等做法都是一致的。
习书记能有这些高贵的品质，与他严谨的家风密不可分。我跟习书记的父亲习老见过两次面，每次见面都觉得很亲切，就像是自己家的长辈一样。我记得当年习老在深圳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去深圳出差的时候，就替习书记去看看习老。老人家年纪大了，警卫员让我只谈十分钟，但每次习老都会拉着我，聊半个小时都停不下来。他总是不断叮嘱我：“一定要近平好好工作，不要怕吃苦，要为人民多做工作。”我回答说，习书记现在已经是没日没夜地工作了，老人家连声说“好好好”。
我在习书记身边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对我的影响却很深。他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从政的首要理念，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受习书记的影响，我后来在工作中也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用那些曾经在他身边受教的点滴来提醒自己、鞭策自己。能有这样的人生经历，我感到非常光荣，也非常珍贵。
